一、大历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都很难预测。例如产出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预测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宏观政策的变幻莫测了。不过，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从中长期的观察很大程度上是清晰可辨的，大趋势确定而难以逆转，背后的逻辑是生老病死的自然铁律。认识到这点，就不难把握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所谓“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是也。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分析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早在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就提出其著名的观点，即人口增长将持续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该理论的逻辑很简单：假设有固定数量的土地，人口增长最终会减少每个人可以占用的土地资源，人口的几何增长与土地产出的算术增长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最终导致疾病、饥饿和战争。避免这种不幸结果的方法是“道德约束”（moral restraint），即避免生太多的孩子。
从大历史的角度，马尔萨斯错得离谱。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增长，迄今为止只有两百多年。历史学家估算，公元前10000年世界总人口仅为数百万，到了公元1800年仍然不到1亿，这意味着在接近1.2万年的漫长岁月世界总人口的年化增速不到1‰（图1）。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在上世纪50-70年代达到20‰的峰值，目前维持在约10‰的水平。世界人口从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1798年的10亿增长至今天的74亿。而从人类生活水准的改善而言，这两百年的进步可以说是翻天覆地、面貌全新。
 |
 |
过去两百年的人口高增长很可能只是一个异常现象。虽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反两方相执不下，但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制约却是普遍共识。联合国预计，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生育率的下降，世界人口增速将会趋势性回落，本世纪末将降至约1‰。据此，世界人口高增长（增速超过10‰）的时间合计不足一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图2）。
人口增长的道德议题源自18世纪的马尔萨斯。220年后的今天，站在我国人口变迁的转折点，我们需要重回这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深远影响的命题。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迁关乎家庭，关乎天下，关乎“家国情怀”。无论是从个人责任、家庭纽带还是经济发展的角度，人口问题都将深刻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品性（moral character）。
二、中国人口：今夕何夕
今年一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人口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折期：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1,527万，较上年减少201万，创下1962年以来新低（图3）；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占比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771万人（图4）。
 |
 |
我国目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上世纪60-70年代基于“新马尔萨斯”观点形成的人口政策。建国之初我国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加之当时政府采取了休生养息、鼓励生育的政策立场（1949-1953年），人口增速（自然增长率 1）居于高位，最高接近25‰（1954年）。1959-1961年，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我国人口增速一度大幅回落，但之后出现快速恢复性增长，并于1963年达到33‰的峰值。此后受到我国“晚稀少”2、计划生育（1978-2013）等人口政策影响，人口增速开始趋势性下行，2018年已回落至3.81‰，目前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低于美国（图5）。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3，基准情形下（medium-variant projection），我国人口增速将于2030年左右步入负区间，2050年后将维持在约（-6‰, -4‰）的水平。细心的人就会发现，这正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两个重要时点，不能不让人警醒。
 |
三、BIDE：人口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国人口的增长来源于自然增长以及移民。具体而言，人口增长取决于出生/生育（Birth/Fertility）、死亡（Death/Mortality），以及迁入人口（Immigration）与迁出人口（Emigration）之差（即净移民，Net Immigration）。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被形象地概括为“BIDE”（图6）：英文bide有“停留”之意，在世间的停留的人们，便构成了当前的人口总量。BIDE也是联合国人口司分析和预测全球人口趋势的基本框架。分析我国人口增长的前景，不妨从这四个维度出发。
 |
四、移民：小幅净流出
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大量引入移民的人口政策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对人口迁入采取极为保守的政策，移民迁入极为有限。2000年之后，我国人口移民海外的数量显著增加，使得净移民总体上对我国人口增长有小幅负贡献。据联合国估算，2010-2015年间，中国每年净流出约3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仅为0.024%，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约-0.9%；而美国在此期间每年净流入人口90万，占总人口比重0.28%，对人口增长的贡献为7.97%。
我国现有移民政策预计难有大幅改变，未来移民仍将呈现小幅净流出的态势。联合国预计我国的净流出人口将缓慢减少，对我国人口增长的贡献仍将为负，但幅度逐渐缩减。此种判断虽然值得商榷，但总体来说，净移民相对于我国的人口总量而言可谓沧海一粟，几乎可以忽略（图7）。
 |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跨越国境的移民数量占比极少，但在国境之内，过去三十年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1949至201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10.6%升至59.6%（图8）。
 |
 |
此外，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尚有相当部分的流动人口未被统计在城镇人口数之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2年，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但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乡村）仅为617万，在总人口中占比仅为0.66%；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52亿，占总人口比重18.5%。2015年之后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和占比开始下降，2018年最新的数字分别为2.41亿、17.3%（图9）。
人口/劳动力在境内的大规模迁徙和流动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各地方的人口面貌和结构，造成了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
五、出生：人口政策扰动下的低生育
和平时期，出生/生育是决定人口增长前景最为关键的因素。度量出生/生育总体状况的指标有多种，最简单的便是粗出生率，即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粗出生率为10.94‰，粗出生率创下建国以来新低。值得注意的是，粗出生率忽略了人口结构的差异，简单的纵向（历史）或横向（国别）比较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老人和小孩极少生育，意味着粗出生率的分子和分母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强。
相比粗出生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来看一位妇女在其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数量 4，是更有意义的人口统计指标。这一指标不受人口结构差异的影响，被广泛用以进行历史和国别比较。其中，2.1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被称为更替生育率（replacement rate）：妇女生育的数量恰好能替代他们本身及其伴侣（有一小部分儿童夭折），在此水平上总人口数将保持稳定。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定义，总和生育率大体上可以分成高、中、低三个阶段：总和生育率大于5属于高生育阶段；总和生育率在2.1至5之间属于中生育/生育转型阶段（fertility transition phase）；总和生育率小于2.1时属于低生育阶段。
 |
 |
世界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由1950-1955年的5左右大幅滑落至2010-2015年的2.5左右，趋近低生育率水平。其中，日本和美国先后于上世纪60、70年代步入低生育阶段。而我国也已于上世纪90年代步入低生育阶段（图10），总和生育率大幅低于更替生育率已成事实，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规模即将步入收缩阶段。基准情形下，我国人口总量将于2030年达到约14.4亿的峰值。2018年我国总人口为13.95亿，距峰值仅余不到5,000万（图11）。值得注意的是，这5,000万的人口总量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预期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并不完全是新生儿的增加。
研究发现，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实际GDP呈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相对较低。但中国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即在大致相当的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表现在回归曲线之下（图12）。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624，在全球231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91，且仅有7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实际GDP同时低于中国 5（图13）。
 |
 |
因此，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可谓 “未富先低”。一个明显而可靠的解释就是中国的生育率受到特定人口政策的扰动。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被写入宪法。1979年起，除部分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农村实行更宽松的政策外，一胎化政策（one-child policy）在全国城乡陆续推行，直至2013年。一胎化政策施行的30余年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妇女总和生育率均趋势性大幅下行。
除特有的人口政策影响之外，我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困局亦折射出全球低生育时代下的一些共性。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2018年1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 6 表明，从全球195个国家/地区1950-201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以及更容易获得的避孕工具与全球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86, -0.800, -0.799）。一般而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其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额外多生育以“补偿”这一风险。
上述三因素也可部分解释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1）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录取率（gross tertiary enrollment rate，含大专）大幅提升，从1990年的3%跃升至2017年的51%，其中女性的高等教育毛录取率达到56%，高于男性10个百分点（图14）；（2）我国0-1岁婴儿死亡率从建国之初的140‰降至2017年的8‰（详见后文）；（3）避孕技术和避孕工具可得性的提升自然不言自明。
 |
六、死亡：快速下降的死亡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教育、科技水平的提升，我国的粗死亡率大幅下降，从1949年的20‰降至2018年的7.1‰。数据显示，我国粗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1949-1957年，粗死亡率曾从20‰快速降至10.8‰, 但受三年自然灾害冲击，粗死亡率又短暂大幅反弹，并于1960年达到25.4‰的峰值。1961年后，粗死亡率再次快速下行，在1970年和1977年分别跌破8‰、7‰, 并于1979年达到6.21‰的历史最低水平。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老年人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使得粗死亡率缓慢上升，并于2008年突破7‰，此后直至2018年一直维持在7.1‰附近（图15）。
 |
进一步讨论死亡率，应当剔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日本和美国的粗死亡率要高于中国（图16），但这更多受到三国人口年龄结构差异的影响（老年人死亡率相较年轻人更高），并不意味着中国拥有最高的医疗保健水平。因此，分年龄段的死亡率（age-specific mortality rate）相较粗死亡率更能反映一国经济发展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总体状况（图17）。
 |
 |
建国之初，我国不足一岁的婴儿死亡率一度超过140‰，其后快速下降，2017年已降至8‰，大幅低于29.4‰的世界均值，趋近美国5.7‰的水平（图18）。据联合国预测，婴儿死亡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图19）。未来各年龄段死亡率仍将缓步下行，但从普遍规律上看，除非医疗技术有革命性的突破，其他年龄阶段的死亡率相较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空间要小一些。
 |
 |
各年龄段死亡率同时下降的综合结果便是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的延长。2016年，我国预期寿命为76.3岁（其中男性74.8岁，女性77.8岁），较1960年增加了33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岁）并已趋近美国水平（预期寿命78.7岁）。日本预期寿命84.0岁（其中男性81.0岁，女性87.1岁）排名世界第2，仅次于中国香港（预期寿命达84.2岁，其中男性81.3岁，女性87.3岁）（图20）。
 |
 |
总体上看，一国预期寿命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21）。对中低收入（人均实际GDP在6,000美元以下）、中低预期寿命在（75岁以下）的国家而言，拟合曲线的斜率明显更为陡峭，说明相对小幅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可能带来较大幅度的预期寿命增长。
联合国预计，2100年，我国预期寿命将上升至87.4岁（其中男性86.7岁，女性88.2岁）；美国预期寿命将上升至89.6岁（其中男性88.4岁，女性90.9岁）；日本预期寿命将上升至93.9岁（其中男性90.6岁，女性97.1岁）（图22）。
 |
七、加速老龄化时代降临
建国初期的高生育在此后数十年间为我国贡献了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15-64岁人口占比大幅上升，从1970年的55.9%上升至2010年的73.8%；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严格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极大地减轻了我国妇女的家庭负担，大幅提升了我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使得我国经济增长享受了双重的“人口红利”。
但是，当下我国的人口发展面临重大转折，“人口红利”难以为继（图23），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人口陷阱”（图24）。随着建国初“婴儿潮”期间新生人口的逐渐老去，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2010年，我国15-64岁人口占比开始掉头向下。
 |
 |
低生育叠加下降的死亡率与延长的预期寿命，使得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迅速老化。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均大幅上升。196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2,470万，占总人口比重3.7%；2016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1.4亿，占比10.1%，已大幅超过联合国定义的7%的 “老龄化社会” 标准（图25）。1960-2016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的复合年化增速为3.14%，15-64岁人口为1.74%，而0-14岁人口的复合年化增速则为-0.14%：2016年，我国0-14岁人口2.44亿，较六十年前（1960年）的2.64亿缩减近2,000万！
 |
 |
从目前来看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相比美国和日本尚有距离，但真正值得担心的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图26）。建国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将于2014年后逐渐成为65岁以上的老人，而受一胎化政策的影响，我国年轻人口的数量和占比同时又在收缩，分子和分母叠加作用将使得我国的老龄化比例急剧攀升（图27）。据测算，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于2035年左右超过20%，越过“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分界线，随后将继续上升，于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2060年超过30%。
 |
八、抚养比：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含义
经济分析中，我们尤其关注“抚养比”7，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这一指标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对一国的经济结构中的储蓄、投资和消费都有深远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建国后“婴儿潮”的新生儿逐步成为劳动人口，我国抚养比曾趋势性下行（2010年为35.6，图28）；但自2010年以来，受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的推动（图29），我国抚养比已开始反弹（2017年为38.5）。
 |
 |
从世界范围看，低生育下我国少儿抚养比处在低水平（图30）；而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位于趋势线上方（图31），高于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应有水平，而且还将快速上行。这一低一高凸显出我国人口抚养比的短期矛盾（老年抚养比上升）和长期困境（劳动人口下降）。
 |
 |
就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我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已从“资产”反转为“负债”，即将为收缩的劳动力市场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付出代价。
九、花儿与少年：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
毫无疑问，人口问题即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矛盾。低生育和老龄化将严重扭曲人口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面临短缺，制约经济的潜在增长。更重要的是，人口问题的根本在于家庭，健全的家庭具有深刻的道德含义。
2016年起我国全面实施两孩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此后我国的出生人口仅于2016年有所反弹，随后两年又连续下降。这表明我国目前的低生育现象并非源自政策约束，而主要缘于妇女生育意愿的不足。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可能陷入了低生育陷阱（low fertility trap）。一方面，典型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新建家庭，需要赡养四个以上的老人，加上预期寿命的延长，上升的经济压力将无疑挤压妇女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降低的生育意愿同时强化了新生儿性别选择倾向，导致我国新生儿性别比例出现失衡。
联合国人口司模型预测，基准情形下我国人口总量将于2030年左右进入收缩阶段，2100年将减少至约10亿。如此的基准情形显然是极不理想的，更弗论人口低增长的悲惨前景。
我们能否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关键在于走出“低生育陷阱”。模型揭示，如果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相较基准情形提高0.5，我国人口总量还不至于明显收缩，仍有望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图32），我们必须争取这种有利的结果。
 |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其《少年中国说》写到“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他纵情赞美少年“如朝阳”“如乳虎”“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初发源”。中国之国运，在人口的意义上，在改革创新的意义上，都寄希望于一个年青而具有活力的“少年中国”，这将在根本上决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决定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
